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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红:太行山文书所见抗战时期文献及其价值
发布时间: 2017-06-29 07:45:38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次  

摘要:太行山文书所见抗战时期文献总计493件,1508页面。按照文书的形成主体和性质,这批文献可分为政治和军事基层组织活动档案、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民间文书两大类型。从地域看,这批文书绝大部分出自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区,只有很少一部分出自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岳区以及与太行区相邻的敌占区。这批文献大多是八路军营连级部队和游击队、村级政权、抗日根据地和相邻敌占区普通民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第一手资料,是一批从未公布过的原始文献,在文献学、历史学和文书学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关键词:太行山文书;抗战时期文献;类型;价值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志码: E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华北抗战时期文献的整理出版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尤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文献的整理出版最为突出。但是,以往出版的文献大都来自官方档案、报刊、调查资料和回忆资料,极少涉及存留于民间的基层档案和文书。而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所见抗战时期文献绝大部分是基层档案和民间文书,它的发现对于华北抗战时期的文献资料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

 


一、文献类型和地域

太行山文书中的抗战时期文献系指1937年至1945年间的文献,经粗查,这批文献总计493件,1508页面。按照文献的形成主体和性质,这批文献可分为以下两大类型:

第一类是政治和军事基层组织活动档案,包括八路军顿井办公处账簿、涉县农民救国会委任状、抗战三字经、黎城赤峪村路条、泽州县巴公镇返乡人员登记表、邢台县户口补助簿、潞城县中农会悔过书、1938年涉县甘泉账本、1938年平顺县李庄编村村公所收条、1942年涉县杨家庄和卸甲村抗日村公所文书、各地征收钱粮通知单等。

八路军顿井办公处账簿,2册,123页面。第一册为“民国三十一年二月立办公处日记流水”,33页,记录了办公处购买鸡蛋、烟、盐、纸张、笔墨等物品的杂支款项;第二册为“民国三十一年吉立办公处收款账”,包括2个分册,第1分册47页面,第2分册43页面,为办公处收各户钱款账和收小米、被子等物品折款账。涉县农民救国会委任状,1件,是193922日涉县县农民救国会为任命韩炳银为第三区土门壑村农民救国会生活部长颁发的委任状。抗战三字经,1件,18页面,其主要内容除宣传抗日外,还包括基层政权建设、反顽固、争民主等,当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基层组织所编抗战宣传品。黎城赤峪村路条,1件,是19381026日黎城县赤峪村闾长为本村村民开具的路条。泽州县巴公镇返乡人员登记表,14件,均为1949年该县公安局对返乡人员的调查表,由于返乡人员所填经历均为抗战期间的经历,因此笔者也将其归入抗战时期文献。邢台县户口补助簿,1件,8页面,是1942年日伪政权发给邢台县第三区南盖宗村周袁氏的户口簿。潞城县中农会悔过书,17件,是1943年潞城县第二区17名中农会会员向区人民政府呈递的悔过书,内容记有本人何时因何种原因经何人介绍参加的中农会。甘泉账本是出自涉县甘泉村的账本,总计39件,每件1册,其中属于抗战时期的账本共33件,407页面。账册首页所记年份均为1938年。大部分账册首页都书写着“甘泉乡”的地名,有些账册首页虽未书写地名,但盖有“涉县第二区第二十四保图记”的印章。按照其内容,1938年的甘泉账本大致包括:1、起款账,3件,分别为“起款账”、“起二回款账”和“起三回款账”,是甘泉乡向上级政府缴纳钱款的底账,从赋役角度看,属于银钱摊派范畴;2、起实物账,22件,是甘泉乡及所属九个甲向上级政府缴纳米、面、物料的底账,从赋役角度看,属于实物摊派范畴;3、出入账,1件,是甘泉乡公所6月至10月间出入黑豆、麸子、草料等物料的底账;4、来往帐,1件,因为该账册记有“收自家米壹斗”、“收甘泉公所米壹元、盐壹斤”等内容,所以我们判断它是某个家族所记出入账;5、差旅账,1件,记载的是甘泉乡公所派人到东达镇、西达镇、固新镇和县政府等处办事的花费;6、借贷账,2件,记载的是乡公所与村民之间的拆借款项;7、花户杂记账,3件,记载全乡各户所出米、面、麸、料、柴、草数量和办差情况。1938年平顺县李庄编村村公所收条,共42件,每件1个页面。根据其内容,这些收条可细分为:1、借条,19件,为八路军各部或游击队向该村借粮借物所开借条;2、摊派凭条,21件,为县政府、财政局、差傜局、战地服务团等单位向李庄摊派钱粮、经费、薪金、物品的凭条;3、罚没单,2件,分别为八路军向违反村规的村民开具的罚款单以及县财政局给该村开具的戏捐罚单。1942年涉县杨家山、卸甲村抗日村公所文书,共82件,84页面。根据其内容,这些文书可细分为:1、两个村公所向各单位缴纳物品的收条,60件,开条单位有八路军三八五旅十三团,挺进大队一大队、四大队,独立大队,五医院,独立营三连,军分区供给处,新兵连五分队、二分队,第一兵站,荣誉军人团等,缴纳物以小米为主,兼有小麦、盐、银钱、被服、纸张等;2、上级下达的征收钱粮指令,10件;3、上级给村公所的信件,3件,4页面;4、村公所记账单,6件,分别记录存料出料、村民借支钱粮数、收取某户钱粮数等。5、卸甲村户口、钱粮汇总簿,1件,2页面,记录了该村总户数、纳粮户和不纳粮户户数、纳粮总数等。6、抗属调查表和荣誉军人登记表,2件。各地征收钱粮通知单,共12件,每件1页面,分别为涉县、邢台县等县给某村或某个农户下达的纳赋通知单。

第二类是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民间文书,又可细分为会社文书、商铺文书和契约。会社文书包括永年天地会(社)账册、祖宗社账册等。永年天地会(社)账册是永年县郝庄天地会(社)从1871年至1963年的会首账,共7册,其中第7册,封面书写“天地会社中华民国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立论(轮)流会首老账”,内容记有1938年至1943年和1945年的账目,共13页面。祖宗社账册,1册,9页面,封面书写“祖宗社民国卅二年正月十七□□账”,记载的是该会向某某人放款的额度、利率和收账的时间、额度。商铺文书仅有三册邢台县永盛祥账册,第一册封面书写“永盛祥民国二十八年正月立银钱流水账”,267页面;第二册封面书写“永盛祥民国二十七年二月立收货老账”,34页面;第三册封面书写“永盛祥民国二十七年二月立来往老账”,177页面。从账册记载所收物品和来往客户可以看出,永盛祥是一个以买卖马车配件(车轴、车耳等)为主要业务的商铺。契约可分为地契、房契、揭约类文书、分家文书、过继文书等。地契包括:土地买卖契约120件,其中卖契108件、买契7件(12页面)、卖地字据2件、推地字据3件;土地典当契约47件,其中典当契约44件、转典契约3件;土地补契27件,其中补契25件、失约2件;土地换契11件,其中换契10件、兑地文约1件(1页);土地租契12件。房契包括:买卖庄宅契约7件,其中含1件卖窑契约;典当庄宅契约8件;租房契约3件;赔偿庄宅字据1件。揭约类文书包括:揭约19件,还款字据2件,收账声明1件。分家文书包括:分单(或称分书)24件,养老契3件。过继文书包括:嗣书8件,继祀书1件,退嗣书1件。

从地域上看,这批文书所出县份有泽州、黎城、平顺、潞城、涉县、偏城、武安、磁县、鸡泽、邢台、威县、清河、南宫、南和、赞皇等县。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这些县份多属于山西省的长治市与河北省的邯郸市、邢台市。而在抗战时期,这些县份多属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区,只有少数县份和一些县份的某些区域属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岳区以及与太行区相邻的敌占区。也就是说,这批抗战文献绝大多数出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区。

二、文献价值

太行山文书所见抗战时期文献,大多是八路军营连级部队和游击队、村级政权、抗日根据地和相邻敌占区老百姓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第一手文献,是一批从未公布过的原始资料,在文献学、历史学和文书学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文献学方面,首先,这批文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中发挥的主战场作用提供了新的文献佐证。这批文书中的“邢台县户口补助簿”,是日伪政权颁发的户口簿。户口簿的封里印有五条标语,其中三条都是专为反共而设,其内容分别为:“1、欲求治安必须歼灭共匪”、“4、共党歼灭后东亚方得安全”、“5、东亚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剿共”。从这三条标语可以看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已将剿共提升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头等大事。有学者指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从实际效果看已经上升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战场。[1]这几条标语恰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给侵华日军造成了莫大之威胁,为“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的学术观点在文献上提供了新的佐证。

其次,这批文书提供了以往学界很少关注的抗战时期文献的新类型。以往学界整理出版了大量华北抗日根据地文献和敌占区文献。根据地的文献,大致包括综合史料、专题史料和“三亲”史料三种类型。综合史料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内容在内的综合性资料集,来源既有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又有社会调查资料和口述、回忆资料。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性资料集包括: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编《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1980),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1987至1991),山西史志研究院编《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2006),政协河北省委员会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2015)等。专题史料是指为财经、社会、银行、工商、农业、土地、群运、工运、妇运、军事等领域编写的专题性资料集,来源以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为主,兼有部分回忆资料。较有代表性的专题性资料集包括: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1985),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990),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编《冀南银行》(1989),河北省税务局等编《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87),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史编写组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1991),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档案馆合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1983),谢忠厚、张圣洁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1992),河南省总工会、河南工运史料征编协作组编《晋冀鲁豫(河南部分)工运史料选编》(1988),河南省濮阳市妇联编《冀鲁豫边区妇运史料选编(内部资料)》(1985),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本书编写组编《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1991)等等。“三亲”史料即亲历、亲为、亲闻资料,包括相关人员的文选或文集、回忆录、口述资料等。较有代表性的“三亲”史料有:《邓小平文选(1938-1965)》(1989),《戎子和文选》(1991),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1998),《河北革命回忆录》第一辑至第四辑(1980-1982),张成德等主编《山西抗战口述史》(2005),武安市民政局编《战争记忆——武安老革命军人风采录》(2015)等,另有大量的回忆资料散见于建国后编纂的“文史资料”之中。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相比较,华北敌占区的史料整理相对薄弱一些,截至目前,公开出版的资料集有:张洪祥等编《冀东日伪政权》(1992),北京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日本侵华罪行实录》(1995),居之芬等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1995),中央档案馆等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1997)、《华北大扫荡》(1997)等。综上所述,以往学界整理出版的抗战时期文献大都来自官方档案、报刊、调查资料和回忆资料,具有“高、大、上”的特点。而太行山文书中的抗战时期文献或为八路军基层部队、根据地基层政权机构和日伪基层政权机构的活动档案,或为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书,这些档案和文书均为接地气的第一手文献,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出版的“高、大、上”资料的抗战时期文献的新类型。这批文献的整理出版,必将使抗战时期的文献类型更加丰富,内容更加扎实。

在历史学方面,首先,从研究视角看,囿于史料的“高、大、上”,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大部队和行署级以上政权的活动,并多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敌我斗争等宏观主题,而对基层部队、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的关注远远不够。太行山文书所见抗战时期文献恰恰提供了一种反映基层活动实态的微观资料,将之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可以深入开展微观和个案研究,使得抗战研究的书写更加细致入微、扎实敦厚。

其次,从研究层面看,以往整理出版的制度史料多来自官方档案,以政策性的和公文性的文献为主,致使学界对根据地制度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制度的形成过程和制度条文本身,而对制度的具体执行过程缺乏深入考察。也就是说,以往学界对根据地制度史的研究多伏在“面上”,未完全深入到“就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在农村推行的许多新制度都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做过实验,有的制度在边区时期仅具雏形,有的甚至已十分成熟和完善。可以说,华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许多新制度的试验场。若不运用民间一手资料开展微观研究,就难以细致入微地考察这些制度扎根农村的过程,也就无法为这些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正本溯源。太行山文书所见抗战时期文献中的第一类文献大都反映出根据地军民和官民的互动过程,恰可深入“就里”,以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新制度在农村基层的具体执行情况。

再次,从研究取向看,以往的研究大多专注于与战争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话题,很少涉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太行山文书抗战时期的第二类文献全部为农村中的会社、家族、家庭的日常活动文献,以之为基础深入研究这些社会构成单位的日常活动恰可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同时,在第二类文献中,既有出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账册和契约,也有出自游击区和敌占区的账册和契约,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出自不同政权管辖区的文献,横向比较研究各个区域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此外,1937年以前的太行山文书中也有大量会社文书、商铺账册和契约,并且有些文书与抗战时期的同类文书出自同一县份、同一村庄甚至同一家族,将抗战时期文书与这些同类文书一起研究,可考察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内容在战争状态下的延续和变化。

在文书学方面,太行山文书中的抗战时期文献提供了一种其他已发现的大宗民间文书不具备的文书类型,即晋冀鲁豫根据地文书。由于太行山文书主要来自于晋冀豫交界的太行山地区,抗战时期这一地区恰好是中共建立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因而才存留了一批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的民间文书。其他大宗民间文书,如徽州文书和清水江文书,由于不具备这种地缘优势,因而不可能存留抗日根据地文书。

 

注释:

  太行山文书是近年来邯郸学院从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太行山地区征集的一批民间文书。这批文书,上起明朝万历年间,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散前夕,总量约15万件。“太行山文书”的名称是由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河北省历史学会主席、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继民先生提出的,后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关于“太行山文书”的名称由来,参见孙继民所著《古文书学视野下太行山文书的定位、特点和价值》(《河北学刊》2014年第6期)。

  据新编《涉县志》(1998)记载,1934年涉县推行“保甲制”,一般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十保为一联保,形成县、区、联保、保、甲五级政体。涉县共编213保,28个联保,3个区,甘泉村属于第二区第二十四保。

  据新编《涉县志》(1998)记载:1940年初,太行区将划归黎城县的偏城13村析出,与宇庄一带村庄合组偏城县,下辖54个村庄。1946年5月,偏城县并入涉县。

参考文献:

[1]张廷贵. 从若干材料看我军在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J]. 军事历史, 1985(4).


作者简介:冯小红(1970-),男,河北省高阳县人,博士,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经济史、太行山文书。


本文原刊于《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如引用,请参考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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