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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行龙教授访谈
发布时间: 2020-05-29 08:31:38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次  

 

访谈人:行龙,山西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孙国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14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出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原题目为:《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五》。

        

孙国良(以下简称孙):行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与您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治史理念、研究方法、学术实践等问题进行交流,在对相关议题进行访谈之前,能否简单谈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行龙(以下简称行):好的,那我就先简单谈一下我的学术经历。回首看来,我的学术探索经历了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人口资源环境史、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这么几个阶段,简而言之,就是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1982年秋天,我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考取了乔志强先生的硕士生,那个时候乔志强先生就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捕捉学术发展的前沿,开拓性地率先从事中国社会史的教学与研究。那一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乔志强的名下赫然列出中国近代社会史七个字,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1985年在乔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硕士论文《近代山西人口问题》,并于1988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资助。1992年乔志强先生身体力行,积十年之心力,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我在此书中承担了有关人口、婚姻、家庭等章节的撰写。那时我的人口研究、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还是整体性的、宏观性的,这也是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最初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发生了区域社会史的转向,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大亮点,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学术潮流下,乔先生与我开始了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探索,1998年先生主编、我忝列副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是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区域性实践。1995年,我有幸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师从戴逸、李文海先生从事社会史的学习与研究,博士论文《试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1840—1937)》虽然是以中国近代城市化为关照对象,但还是延续了我之前对人口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逐渐明确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向,并在此后的学术实践中紧紧围绕山西的区域社会特征,将学术目光聚焦在人口资源环境史、晋商与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集体化时代等这个研究方向,并一直探索至今。2007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即是我以山西为中心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本书既是继《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后如何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积极探索,也是我对新学术增长点的粗浅思考。

 

 

孙:您刚才谈到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山西区域社会,并在随后的探索和实践中衍生出极富地域特色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等研究方向,这也是目前中心发力的几个领域,那么这些研究方向是如何开辟出来的?
行:肯定地说,这些研究方向是紧紧围绕山西区域社会的历史实际而确立的。当然,它们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摸索和艰苦的实践。在我而言,研究山西区域社会,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明清以降,随着山西人口急剧膨胀,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由良性互动劣化为恶性循环,并引起系列社会问题。具体的研究是围绕以水为中心相继展开的。山西水资源、土地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是水资源的匮乏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困扰着区域社会的发展。在开展人口、资源、环境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以水为中心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我们的一大亮点,有关生产用水的水案研究、民生用水研究、灾荒研究等均在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

 

以水为中心开展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研究的同时,其他几个研究方向也逐渐由分散而集中,由模糊而清晰。长期以来,关于晋商的研究大都就商言商,但商业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其兴衰变迁必然会对地方社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主张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既要拓宽研究晋商的史料,也要丰富晋商研究的内容。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宝库,山西留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和文化遗迹,众多的文化遗存和地方文献为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如我曾经就以祁太秧歌和竹枝词等新资料为基础对晋中地区的农村社会进行过初步性的研究,又由我们搜集整理的《退想斋日记》成为学界研究刘大鹏的个人生活史、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动、科举制等问题的重要史料。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在山西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山西是革命老区,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三晋大地上曾经创立了众多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抗日根据地,但目前学界对根据地的研究大都局限于革命史、党史架构,对根据地社会变迁、政治动员、文化娱乐、日常生活等研究的还很不够,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根据地既可弥补传统研究干扁之不足,也可从新的角度去重现理解中国革命的宏观进程。

 

在田野调查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注意到另一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档案,这就是集体化时代的村级原始档案资料,正是随着这些基层档案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我们开辟了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这一富有潜力的学术领域。众所周知,山西在集体化时代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直到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山西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可谓是集体化时代的一个缩影。以大量村级原始档案为基础,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山西在集体化时代的历史变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理解集体化时代。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以集体的力量积极开展农村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方兴未艾。据初步统计,我们已搜集到遍及山西几十个县市范围的二百余个村庄的档案资料,总量达数千万件以上。这批数量巨大、弥足珍贵的基层档案资料,已得到了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赞誉。在占有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我们也陆续产生了包括专题论文、研究著作和课题项目在内的一系列成果。
孙: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些研究方向的形成、确立和推进既需要艰辛的付出,也需要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思索,更离不开中心多年来形成的治学传统,这就是您一再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治学传统促进了中心社会史研究的长足发展。
行:多年来,在带领学生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我特别强调走向田野与社会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想法付诸文字,最早是在2002年。那一年,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100周年,校方组织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此书有一个副标题就叫走向田野与社会,其实是我和自己培养的最初几届研究生撰写的有关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论文集。2007年,我的另一本书将此副题移作正题,名曰《走向田野与社会》。忆及20049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山西大学以走向田野与社会为题的讲座中谈到,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与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实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的社会。

当然,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学科互渗的产物,是社会史研究受到人类学影响后的学术潮流,可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不过,我强调的走向田野与社会,首先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提倡走向田野与社会,其中蕴含的一个重要想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史学研究的资料范围。那么,什么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的史料?我的回答是,什么都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史料,关键在于我们能对这些资料提出什么问题。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搜集资料是史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能否描述真实地历史,客观地解释历史,实现创新性的研究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全面详尽地占有史料。我们在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四个方面的研究中,首要一点是都有不同数量新史料的发现,这些一手资料绝大多数是在田野中发现的。较为突出的是水利方面的碑刻、渠册等资料,纠正了学界一般认为北方地区水利文献较少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从水利角度认识北方乡村社会;灾荒研究方面,我们也搜集到大量诸如民间碑刻等地方文献,为我们推进灾荒史研究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三晋文化民俗研究方面,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就发现了诸多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秧歌剧本等史料,这为我们揭示三晋文化的丰富面向提供了重要的窗口;还有我们下大力气开展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搜集工作,对于我们从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著名史学家,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中所作序言中讲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开辟新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很大程度得益于我们能够秉持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深入乡间,走向田野,尤其是数十年来搜集整理的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村庄基层档案,正是取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的学术新潮流,我们虽未能之,但心向往之,努力以赴。
孙: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对于任何一项历史研究而言,史料的掌握无疑是第一位的,只有占有丰富翔实的原始文献资料,才能客观地贯彻当时当地的、真实历史情境的研究理念,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原貌。除了丰富和扩大史料范围的考虑外,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是否还有其他的学术诉求?
行:有的,史料搜集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深处,还需要历史的现场感,走进田野与社会就有助于我们获得理解历史的现场感。陈寅恪先生曾言同情的了解,即要求对研究对象有设身处地的关照。走向田野与社会,并非将图书馆里的正史、地方志束之高阁,不闻不问了,而是为了更好地读懂一些文献,只不过是从史书中文字间的漫步,移步到乡野小路。区域社会史研究面临的更多的是地方性知识,更需要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理解地方的历史和意义,要有历史的现场感。由于地理空间感模糊、地方性知识隔膜等限制,世易时移,我们在建构历史场景时显得十分困难。走向田野,深入乡土,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了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理解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在我的具体研究中,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

孙:这样看来,您所提倡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理论不仅涉及史料的搜集问题,还关照到如何研究历史、理解历史的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还有益于我们建立本土化的理论和概念。
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概念总是不断出新五花八门。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引进、接受了太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现代化理论、中国中心观、年鉴派史学、国家社会理论、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地方性知识、知识考古学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既是一个目不暇接、兴奋不已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跟进、让人疲惫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在不断地反思,也在不断地前行。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受西方有关理论概念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时听到或看到对盲目追求、一味模仿西方理论概念的批评,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史概念理论的呼声在我们的耳畔不时想起。这里的走向田野与社会,却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也谈不上什么理论之类。至多可以说,它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三代学人从事社会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学术追求和实践。
孙:可否具体谈一下中心三代学人是如何体现这种追求与实践?
行:其实,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也是一份值得深切体会和实践的学术资源。我们的老祖宗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此他游历名山大川,了解风土人情,采访野夫乡老,搜集民间传说。及至晚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几成为中国传统知识文人治学的准则。我的老师乔志强先生这一辈,虽然不能把他们看作传统文人一代,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体认却比我们这辈要深切许多。即使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背景下,他们也会在自己有限的学问范围内走出校园,走向田野。乔先生最早的一本书,是1957年出版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该书区区6万字,除抄录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采访当事人及访问其他当地群众,召开座谈会收集而来的民间传说。此后陆续推出的《退想斋日记》《潜园锁记》《晋祠志》《义和团山西地区史料》等重要资料,都是他深入乡间田野,潜心搜集所得来的。20世纪80年代,乔志强先生以其敏锐的史家眼光,开始了社会史领域的钻研和探索,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乔志强先生始终以历史调查和田野工作作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方法。

1998年,先生溘然长逝,对我而言真是撕心裂肺,每念及此,不禁怅然!那一年我正好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山西,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学术总是要传承的,从那时起,如何继承乔先生的学术思想,如何进一步发扬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就成为我经常思虑而挥之不去的问题。在我开展的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不论是人口资源环境史,还是水利社会,抑或是现在着重推进的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研究,我始终秉持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注重田野调查的现场感,强调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的结合。现在的中心团队成员大都是我最初培养的博士生,他们在长期从事社会史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都很好地实践了走向田野与社会这一学术取向,他们所专注的研究方向和进行的学术实践都利用了田野工作中搜集到的大量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正是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将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推进各自的研究进展,深化各自的研究实践。
孙: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虽然是以历史学为本位,但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与旨趣有诸多相同之处,您也谈到这一理念的形成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可以看作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回顾中心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心也有很好的人类学传统。
行: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与人类学是有血脉缘分的,尤其是乔健先生,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初次与乔健先生相识正是在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仪式上。1994年,在乔健先生的努力下,山西大学创办了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乔先生还代表山西大学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参加揭牌仪式。1996年,乔志强先生与乔健先生联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北贱民阶层研究获准,我和一名研究生承担的晋东南剃头匠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开始直接接受乔健先生的人类学指导和训练;2001年,乔健先生又申请到一个欧盟委员会关于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项目,我们多年来关注的一个田野工作点赤桥村,也就是晋祠附近刘大鹏祖籍,被确定为全国七个点之一;2006年下半年,我专门请乔健先生为研究生开设文化人类学专题课,他编写讲义,印制参考教材,每天都到图书馆十层授课论道往来不辍。这些年,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心一到两天,做讲座,下田野,乐在其中,老而弥坚。就在两三年前,乔健先生又和我谈下一步研究绵山脚下著名的张壁古堡的计划。乔健先生将一生收藏的人类学社会学书籍和期刊捐赠中心,命名为乔健图书馆。正是在这位著名人类学家的躬身提携下,我结识了费孝通、李亦园、金耀基等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前辈及大批同行,我和多名研究生曾到香港和台湾参加各种人类学社会学会议。正是在乔健先生的亲自指导之下,我们这些历史学学科背景的后辈,才开始学到一点人类学的知识和田野工作的方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工作有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气味来,走向田野与社会才成为本中心愈来愈浓的学术风气。如今,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两大机构在山西大学已实现强强联合,这不但是二乔长期合作的结晶,也是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注重多学科交叉,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的体现。20149月下旬,中心与人类学高级论坛联合主办的人类学与黄土文明———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暨乔健先生从事人类学研究60周年座谈会在山西大学隆重召开,人类学界的权威专家和学术新锐共襄盛会,进一步扩大了中心与人类学界的交流与对话,虽然乔健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从公子乔立带来的贺信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乔健先生对本次会议的高度重视,更看到一位蔼蔼长者对家乡的赤子情怀以及对中心的厚爱。

孙:优先与人类学对话,这曾是您多次撰文着重阐述的问题,可以说这种呼吁既是一种研究理念,也是一种方法论,那么您是如何理解和看待人类学给社会史研究带来的滋养和启示?
行: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勒高夫在《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的。勒高夫曾指出,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对于勒高夫的这一看法,我深表赞同。在我看来,社会史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主要还是较多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等学科的方法。研究方法并没有优劣之别,更没有高下之分。按照我的理解,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较多,社会史甚至一度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而随着社会史的深入发展和区域社会史的兴起,人类学的方法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具体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
应该说,人类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启示是多方面,如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不论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学科定位的观点,还是费孝通对文化及其生活整体性的看法,都表明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总体性追求有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人类学用新方法探求新问题的理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积极的启示;再如人类学对仪式、象征、宗族、习俗等问题的研究,与社会史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生活的旨趣也有很多共通之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回顾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费孝通和林耀华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开辟了研究文明社会的格局,一度影响到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的复兴,人类学与历史学逐渐呈现出互惠的局面,在不断的合作与对话中,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开始形成,一是华南学派的研究,二是王铭铭的研究。华南学派的研究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图景,王铭铭的研究则更多突出了对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从学界目前的研究进展和学术实践来看,人类学给社会史研究带来的滋养和启示是自不待言的。反观社会史的学术历程,从社会史向区域社会史的转向固然推动了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但区域社会史研究也出现了孤立和碎化的困境,我曾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一文对此问题进行过粗浅的思考和探讨,我认为社会史研究要想走出碎片化的困境,一是要始终保持总体史的眼光,二是要重视长时段的研究,三是要注重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加强与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不断深化多学科合作的图景。
社会史研究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不仅要注重人类学研究理念的内化,也要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所借鉴,重视田野工作。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首先是对异文化的参与观察,它要求研究者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圈子里至少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观察与研究,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而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人类学强调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对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走向田野,直接到那个具体的区域体验空间的历史,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感受历史现场的氛围,才能使时间的历史和空间的历史连接起来,才能对地方性知识获得真正的认同,才能体会到同情之理解之可能,才能对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有更为深刻的把握。然而,社会史的田野工作又不完全等同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搜集资料、尽可能地全面详尽地占有资料,是史学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如果说宏大叙事式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传统的正史资料所进行,那么,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传统的正史甚至包括地方志并没有存留下丰厚的地方资料,地方性资料只有通过田野调查才能有所发现,甚至大量获取。所以说,社会史的田野工作,首先要进行一场资料革命,在获取历史现场感的同时获取地方资料,在获取现场感和地方资料的同时确定研究内容认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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