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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满:为什么要进村找庙、进庙找碑?
发布时间: 2020-06-18 11:18:42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次  

 

留下你见证的历史情节,也是在寻回人生的独特意义。每个人生活的细微末节,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对故人的珍贵记忆,记下来,他们就活在历史记录中。

方勇骏:您长期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研究,请谈谈什么是民间历史文献?为什么要研究民间历史文献? 

郑振满:所谓民间历史文献,是指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书信、日记,等等。这些民间历史文献反映了民间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大多数是外来的,所以很多都是脱离实际的,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就必须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切合实际的基本概念。 

民间历史文献为什么特别重要?因为这些文献是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记载了世代相承的社会文化传统。为什么这几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那么快?就是因为这些文献还在。 

所以要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必须回过头来去读民间历史文献。这不仅是历史学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 

例如,要研究普通老百姓是怎么理解法律的,他们在司法实践中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那就需要去读民间的诉讼文书和乡规民约;要了解老百姓是怎么做生意的,那就要去看契约文书,看他们的书信、账本;如此等等,解读民间文献应该成为必修课。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曾经有两次民间历史文献的大发现,后来都形成了国际性的学术研究领域。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推动了中国中古时代社会史、经济史、宗教史、艺术史的研究,形成了“敦煌学”。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中期徽州契约文书的大量出现,推动了宋元以来制度史、区域史、家族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形成了“徽州学”。 

实际上,中国各地都有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有的已经收藏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有的已经流入各地的文物市场,但更多的还是保存在民间。如果可以系统地收集、整理这些民间历史文献,不仅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还可以推动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收集和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是从做社会经济史开始的。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项目,他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史研究不能在图书馆做,你们要出去调查,要广泛收集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账本等民间历史文献。那几年,我们几位同学和年轻老师跑遍了福建各地,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这就是厦门大学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学科优势和学术传统。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闽北分家文书的研究,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主要是依据族谱、碑刻和契约文书,这些都是从各地收集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

方勇骏:您的研究并不限于社会经济史,您还利用民间文献研究宗教史和制度史,您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是“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那么,如何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文化传承? 

郑振满:我们一直认为,民间历史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可以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承机制。我们现在的做法,首先是考察各种民间历史文献的源流,然后探讨民间历史文献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最后揭示民间历史文献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简单地说,我们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实际上就是社会文化史研究。 

每一种民间文献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必须搞清楚各种民间文献的来龙去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族谱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有哪些相关的文献形式?有哪些基本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是我们首先要梳理清楚的。同样的道理,碑刻、契约、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等等,都有自己的文本传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必须找出它们的历史脉络和时代特征。 

每一种民间文献都和特定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搞清楚民间如何使用各种文献形式。在哪些情况下需要编族谱?在哪些情况下需要立碑刻?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写契约?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有宗教科仪书?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有唱本、剧本?这些都需要做实证研究,不可以想当然,一概而论。 

去年我在台湾,有个学者问我,以前识字的人很少,到底有多少人会看得懂文献?有多少人会使用文献?我的回答是,可能只有很少人可以看得懂文献,但是大多数人都会使用文献,这就是现在可以看到许多民间历史文献的原因。当然,民间究竟如何使用各种文献,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看,民间文献的形成就是“文字下乡”的过程,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每一种文献类型的形成,最初可能都是为精英或王朝服务的,但最后都会与民间的日常生活相联系,这就反映了最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 

以碑刻为例,树碑立传从来都是不得了的大事,最早的碑刻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老百姓是什么时候开始树碑立传的?民间的哪些事情会写上碑刻?碑刻承载了哪些社会文化传统?顺着这个脉络,我们就可以从碑刻研究社会文化史。 

族谱也是这样。中国最早的族谱是官谱,唐代以后才有民间的私谱。民间为什么要修谱?族谱满足了哪些人群、哪些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课题。同样,对于契约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乃至于书信、日记、通书、堪舆书等等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都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采用同样的研究视角。 

方勇骏:如果民间文献的历史就是“文字下乡”的过程,那是否会把社会文化史理解为“自上而下”的过程? 

郑振满:我的意思是说,从文本的传统看,民间文献的历史是一个“文字下乡”的过程。但是,文本只是一种形式,它可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民间为什么需要各种不同的文本?它们是用来满足现实生活的不同需要的,文本的变化必然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从民间的实际需要出发,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发展变化,研究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 

其实,在“文字下乡”之后,文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开始形成新的文本传统。以宗教科仪书为例,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经文、符咒、科仪本、家礼本等等,可能最初都是从儒、释、道三教学来的,但实际内容不同于原来的儒、释、道三教,而是成为民间信仰或地方教派的仪式文本。民间原来的仪式传统,可能是各种地方性的巫术,根本就没有这些仪式文本,他们不需要疏文,也不会扶乩,不会在仪式中使用各种文件。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需要用文本和超自然世界沟通呢?这当然都是士大夫、和尚、道士教的,这就是正统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但是,民间创造和使用这些文本,是为自己的信仰和仪式服务的,因此就会形成新的文本传统。 

我们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最大的挑战在于从旧的形式中看到新的内容。很多民间文献都是“旧瓶装新酒”,套用旧的文本形式,表达新的文化内涵,我们必须学会在旧的文本形式中看出新的历史文化内涵。

许多民间文献都会宣称自己有某种官方的或是正统的依据,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但他们却一定要宣称自己是有来历的、有传统的。这是拉大旗,做虎皮。那么,民间为什么要用官方的、正统的话语和文本?这种做法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究竟有哪些影响?这就是科大卫、刘志伟最近一直强调的“正统化”的问题,这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方勇骏:您最近提出创建民间历史文献学,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请问这与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有何不同? 

郑振满:中国有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传统,但主要局限于对经典古籍的整理和诠释,还无法涉及五花八门的民间历史文献。我们需要运用传统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积累,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系统、源流和研究方法做出完整的解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民间历史文献学。 

民间历史文献学与传统历史文献学的不同之处,我想关键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传统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官方的或精英的历史文献,因此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脉络解读历史文献;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对象是民间社会或普罗大众的历史文献,因此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脉络解读历史文献。 

当然,这里主要是强调文献性质的差异,需要有不同的研究套路,而不是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问。相反,我实际上是把民间历史文献学想象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传统历史文献学的许多理论和方法都可以用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版本、目录、考据、辨伪之学,自然都可以用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还有,中国自古以来的金石学、谱牒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是民间历史文献研究所需要的知识背景。 

我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是因为目前学术界对民间文献的认识还很模糊,往往不加区别地把民间文献当作一般史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族谱中关于祖先的传说,直接当作移民史、家族史的资料。还有,看到一套仪式文本,就判定当地民间信仰是道教、佛教或儒教的。实际上,这种资料大多是表达一种文化认同,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忆或历史事实。 

因此,我们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出发,理解民间文献对于当事人的意义,然后才可以明白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们已经办了四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现在陆续编辑出版《民间历史文献论丛》,就是希望通过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方勇骏:您始终强调民间文献研究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最主要的学理性依据是什么? 

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无论多么丰富,都不可能完整记录社会生活的全貌。这就是说,历史资料永远是不完整的,这就是历史学者最大的苦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田野调查,最大程度地弥补这个缺陷。 

我们可以回到民间文献流传和使用的地方,找到相关的当事人,通过实地考察、访谈,了解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尽可能重建历史现场,把文献放回社会生活的整体中去解读。这时候,不仅是历史文献资料,就连现存的实物、人际关系、口头传说、仪式表演,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资料。 

田野调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让我们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当事人的想法和做法。我们在文献上看到的很多难以理解、甚至是很荒谬的东西,有时到了当地就会恍然大悟、豁然开朗。 

比如福州有一个家族,从明代到清代修了六次族谱,每一次都重新找祖先,而且每一次都做了很认真的考证。我们当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他们为什么要慎重其事地作假呢?到当地调查后就知道,他们原来是疍民,没有户籍,祖先来历不明。上岸定居以后,必须有合法的身份,他们就开始到处认祖归宗,依附当地的世家大族。因此,他们编造祖先的故事,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调整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我们既不能相信他们的祖先传说是真的,也不能满足于揭穿他们的祖先传说是假的,而是必须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认祖归宗的理由,从中发现社会文化变迁的逻辑。

我们经常被质疑,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很久远的事情,怎么可能通过田野调查重建历史现场?我的回答是,我们不仅要做田野调查,还要解读历史文献,所以我们的田野调查必然是有历史深度的。我们的任务是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解读有机结合,这也许就是我们和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我们应该相信,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对现实生活必然会有深刻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还会留下痕迹。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在反思历史,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重要的历史线索。我在莆田研究神庙系统的时候,一直苦于文献资料不足,后来我发现每一个重要的神庙中都有社神,我就明白了神庙系统的发展与明代的里社制度有关。因此,我就开始研究里社制度的演变,提出了地方行政体系仪式化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生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应该把自己关在书斋中,而是应该把田野调查当作必修课,在田野调查中深化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方勇骏:近几年,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建设“中国民间文献与地方史数据库”,大家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郑振满:我们的合作是从2009年开始的,最初的计划是建立“中国地方史数据库”,最近才扩充为“中国民间文献与地方史数据库”。我们的规划方案是,利用现有的GIS系统和人文数据技术,建立可以汇集民间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公共平台。这个平台应该同时提供GIS系统、资料编录系统、资料分析系统和资料检索系统,可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专题研究的基本要求。 

我们目前开发的主要是基本数据库和通用平台,希望尽快把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多年来收集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录入、上网,可以为使用者提供最基本的资料分析、检索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继续开发族谱、碑刻、契约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等专题数据库,尝试运用数位人文工具开展专题研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试图通过通用平台、基本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的相互连接,打通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献类型、不同资料来源,建立与GIS相结合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 

建设民间文献与地方史数据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新我们的学术理念,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传统史学最被诟病之处,就是“剪刀加浆糊”,不管时间、地点和条件,只要是同类资料就可以拼凑在一起。要克服这个毛病,就必须把文献资料放到历史现场,通过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项,找到各种历史资料的内在联系。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据库,把所有相关的历史资料,不管是文本的、图像的还是访谈的资料,都放到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点上,形成具有历史深度的地理信息系统。这里还涉及一个“大数据”或“无限数据”的概念。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可以获取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从长远看可能是无限多的。 

如何处理和解读庞大的史料群,对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是很大的挑战。现在国外学术界盛行利用数据人文技术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借助于计算机软件,对大批量的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找出以往不容易察觉的历史现象。这种数据人文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自然必须依托于相对成熟的专题数据库,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这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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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献的“原点” 

历史学者直面的是文本。主题演讲中,学者集中围绕的是如何从不同的文献类型和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解读民间文献,进而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以浙江寺平村点滴感受为题,重申在现场解读文献的内涵——文本是怎样产生的,历史学者该如何使用。他提醒我们关注的议题是文字产生的空间、情境和使用人群;在关注文字文本的同时,还要追问那些没有文字的情景,这些人的历史该如何探知?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虽然利用的是写给“皇帝阅读”的刑科题本,但其关注的议题是地方行政的末端——乾嘉时期福建保甲体系中以地保、乡保与练保形态存在的地方职役。虽然刑科题本并非民间文献,但其所包含的地方社会的丰富内容以及这种文本的形成背后的制度和社会脉络,导引我们思考刑科题本这类“官方”文本,最终还是要回到民间社会的历史情境中。 

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以江西地方士人书写的各类文字“重返清初”,体悟地方文化领袖如何与清初的“南下干部”,合力打造了新王朝的地方社会,进而理解时代的断裂与延续的关系——由“明”到底怎么入“清”。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关注的是“文革”新谱,他强调的是面对民间文献中族谱这种连续性的文类,我们应该如何形成连续性解读以及如何把族谱的连续性解读出来。而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不仅对明清时代几种公私收藏的《布经》抄本解题,还对《布经》文本本身进行考析:《布经》不但呈现了南北商帮在知识交流上的交流与互动,也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细节史料。 

可以说,面对各类民间文献材料,学者们试图提醒我们要放宽历史的视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民间文献时,首先要将文本置于“发生学”的关系中,考察不同文本的生成和发展脉络。只有回到民间文献的“原点”,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者,才有可能更好地解读文献。

触及日常生活的基本范畴 

“人”是历史学家的“猎物”,历史研究应当直指人心。我们都活在时空之间,每天都居住在某种空间或在空间中行走。不过,在传统史学研究中,较少对日常生活中这些基本或熟悉的范畴(时间、空间)本身进行发问。犹如“家乡”是亲切的“空间”,它可能平淡,没有历史的魅力,但它总能激励我们的记忆;再如传统的绕境仪式,也是一种“空间”的表达。作为历史学者,利用收集的民间历史文献,可以探知古人日常实践中那个熟悉的世界,进而达致透过基本范畴理解社会的目的。 

本次论坛虽然没有专设议题,但已经基本触及空间的物质、构想和认知三个层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黄瑜试图将近代以来西江上游流域“峒”地村寨的族群关系和村寨内部信仰空间建构关联,以此揭示仪式空间对人群身份、地位、认同、权力的形塑。华东师范大学李世众则将温州孤屿“突兀”的空间建筑——文天祥祠,视为国家忠义文化地方化的一个“记忆装置”,并在明清易代之际深刻影响了温州地方士人的道德实践。而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田宓以包头市一个蒙汉杂居的村落为例,探讨在蒙古人与汉人的互动关系中,从游牧时代走向农耕社会的空间如何被想象和组织,从而理解空间观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也有学者(南昌大学历史系罗桂林、厦门大学历史系祁刚)利用图像呈现的空间或地景,试图呈现地图绘制中的“隐”与“显”,进而以“同情之理解”换位思考“显隐”之间的绘图与读图。在这场的开放讨论环节,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指出图像也是一种文类,比如家谱里的墓图,有时候就是一种文化建构,甚至是山地田塘直接的产权呈现,故而,民间文献中的图像资料值得继续研究。当然,“空间”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范畴之一,其本身还有诸多复杂面向,比如空间的生产,特殊空间的权力运作,空间的设计、感知和空间的象征等等,这些颇为有趣的空间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在空间的范畴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其他基本范畴——分类。云南大学覃延佳就以谁是“蛮人”为题,透过地方仪式传统与人群分类的关系,探讨边缘地区族群的分类及其意义体系,从而在族群分类的逻辑维度,观察地方社会的演变过程。 

聚焦“底层人”与大历史 

相比官方典籍,民间文献更为直接地展现了基层社会生活的面向,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视角转换下,民间文献可以有效地聚焦以往处于“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厦门大学历史系陈瑶的《垄断河道:明清湖南涟水的运漕船户宗族》,以生活在涟水流域内的陈、邓、潘等三个以运输、捕鱼为生的船户宗族为中心,通过解读三个宗族清至民国时期的家族文献,描绘出生活在内陆小河、承差运漕、垄断河运的船户宗族的生活图景:在国家制度和政策之下,这些船户宗族形成了一套自我管理河道、轮流应差的机制。通过展现船户宗族的“生存技艺”,一方面在军户运漕研究之外,对州县以下基层运漕机制与漕务运作办法提供了实例;另一方面也对底层人群的经济能力、社会组织、文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认识。可以说,这些见解是士大夫笔墨所不能传达的“认知”。正因如此,陈瑶的报告得到诸多与会学者的赞赏。 

在船户群体之外,曾在南岭山地存在的特殊兵种——“杀手”群体的谜团,也在民间文献的意外收获下得以厘清。中山大学吴滔教授的《明代中后期兵制与阳山杀手的土著化》,不仅探寻出杀手的“踪迹”及其后代的土著化痕迹,也辨识出“杀手”的兵种性质——兼具募兵和民壮特征。而“中研院”史语所李仁渊、台湾大学罗士杰和天津师范大学罗艳春,分别涉及到滨海社会的人群——澳民、哨兵、脚行工人和会众。此外,暨南大学周正庆利用闽东新发现的婚书,探讨基层民众的非正常婚行为。正是倚赖民间文献的使用,以往底层极为模糊,甚至被遮蔽的人群才渐渐“浮出”水面。

当然,这次论坛也对以往的核心议题——国家与地方社会进行了深度的讨论和交流。中山大学谢湜《“封禁之故事”:明清时期浙江南田岛的疆域历程》、兰州大学叶锦花《明清福建盐田变迁与官府应对策略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林振源《赣东北道教灵宝派科仪文献》等报告,虽然史料侧重不同、问题意识相异,但都没有落入“碎片化”的窠臼,而是心系“整体史”,从具体的文献和事件出发,回应着大历史的“问题与关怀”。比如林振源关切的议题是宋元新道法的创造如何带来道教仪式的结构性变化,明王朝如何通过道教礼仪进入地方社会。 

此外,新的议题如物质文化史也纳入了考量范围,复旦大学巫能昌就从信众角度,对清代以来湘中地区刻奉神像的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进行探讨。以往耕耘的重要课题——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得到进一步的承续。上海交通大学赵思渊、厦门大学杜树海和暨南大学黄忠鑫,主要利用收集的契约文书,分别讨论了徽州、福建永泰和广西土司地区的地权结构和关系;中山大学于薇、吴滔合作利用宜章黄沙堡周边村落的族谱资料,试图将南岭研究扩展到一般的州县民户,分析不同时期族谱资料中对赋役田产的表达方式,进而解析背后的经济状态和制度逻辑;而山西大学曾伟则对江西萍乡煤矿产业契约进行了解读和整理。可以说,区域社会经济史依然在蜿蜒前行。 

在分组会议结束后,论坛还进行了精彩的圆桌讨论。与会学者就民间历史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民间历史文献与历史学的方法论以及民间历史文献解读出来的“区域史”,如何打通并回应“大历史”等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最为紧要的是,学者们强调在系统利用民间文献的同时,不要忘记田野,文献与田野二者不可或缺。只有在“希望的”田野中,回到民间文献的生产脉络,思考文本背后的权力和社会结构,而不是“就文献论文献”才能对文献信息进行有效地“榨取”和“扩充”。或许这样的文献解读,才是民间历史文献独具特色的方法和价值,也是其持久魅力所在。

来源:澎湃新闻2014年9月4日,原题:“郑振满:为什么要进村找庙、进庙找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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